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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·卡门于1928年首次来到北京，建议刚由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的清华大学发展航空科学。到了1937年7月初，他第二次来华，欣喜地看到清华的航空系已初具规模，制作了小型风洞，工学院院长、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博士顾毓秀（1902-2002）兼任航空研究所所长。抵达北京第二天，卢沟桥事件爆发，幸亏冯·卡门乘了7月6日夜车南下，躲过一场困境。8日他到达南京，与空军司令周至柔（1899-1986）交流，10日上午会后，他又飞往新建的南昌空军基地指导建造风洞。14日他先飞到九江，然后坐了两个小时令他心惊肉跳，“如同过了两周长”的竹竿轿子，穿行于陡峭山路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夫妇，商讨建立中国的航空工业和空军，打击日寇，并应宋美龄所求当场为她科普风洞。可惜，一切努力付诸东流，第二年日军攻陷南昌，已建好的风洞也毁于战火。中国人大都知道冯·卡门培养了几位华人力学翘楚，但我们也应该记住，在中国全面抗战之始，他就尽力地帮助了我们。
冯·卡门被当代中国人铭记在心，一大原因是他培养出了“中国导弹之父”钱学森。绝大多数完成博士学位的人，与博士论文导师的学术交往一般日趋减少，甚至会按指数级规律衰减至零，然而钱学森却是例外。
天赋异禀的钱学森自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，于1935年9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，一年后因为对那里不满而转学加州理工学院，冯·卡门的大门向他敞开。冯·卡门为何马上将他“网罗门下”？答案可在冯·卡门自传中找到：
(资料图片)
“1936 年的一天，他来找我寻求进一步研究生学习的建议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抬起头，看到一个身材略为矮小的年轻人，神情严肃，异常精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。他思维的敏锐与灵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我建议他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深造。”
在接下来的一段，冯·卡门概括了这个学生的资质：
“钱学森同意了。他和我一起解决了许多数学问题。我发现他相当富有想象力，具有数学天赋，并且能够准确地形象化自然现象的物理图像。即使还是个年轻学生的时候，他就帮助我理清了一些关于几个难题的想法。这些是我不常遇到的才智，我和钱成为亲密的同事。”
在自传的同一页，冯·卡门还讲了一个故事。物理系的爱泼斯坦（Paul S. Epstein，1883-1966）教授告诉他：
“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班上，他才华横溢。”
“是的，他很好，”冯·卡门答道。
“告诉我，”爱泼斯坦眼中闪烁着光芒说道，“你认为他有犹太血统吗？”
上面的内容均来自书中专写钱学森的第38章《红色中国的钱博士》（Dr. Tsien of Red China）。全书共44章，除了第23章《玻恩、费米、爱因斯坦》讲了他和这三个朋友和伟大物理学家的故事外，没有其他一章像第38章那样标题集中于一人。这既是钱学森的自豪，也是冯·卡门的骄傲。自然，不仅钱学森是冯·卡门“most brilliant student（最优秀的学生）”，而且前者从1950年到1955年与美国政府之间长期苦斗的独特经历，以及老师参与其中的营救过程，让这一章在书中非写不可，记录了一个中国航空动力学家的传奇。
钱学森在美国共待了20年，除了第一年，其余的19年间与冯·卡门师生紧密相连。1939年6月9日以二等荣誉（magna cum laude）获得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后，他留在系里担任助理教授，1945年被提升为副教授，第二年被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聘为副教授，1947年升为正教授。1949年，在冯·卡门的推荐下，他回到母校以罗伯特·H·戈达德喷气推进教授（Robert H. Goddard Professor of Jet Propulsion）的身份担任新建立的喷气推进中心主任。美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戈达德（1882-1945）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液体燃料火箭。1926 年 3 月 16 日，他成功发射火箭，开启了太空飞行的新时代。
1955年，钱学森归国前和冯·卡门告别时送给恩师自己的新著《工程控制论》。按照钱学森生前所说，老师翻看书时对他说：“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。”出于民族自尊心，读到这句话的中国人一定很自豪。但是在张纯如精心写作的英文钱传《蚕丝》序言里，作者这样写道：
“毫无疑问，钱学森是一位才华横溢、一流的学者，但他的同事一再向我强调，他与艾萨克·牛顿或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，甚至与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西奥多·冯·卡门不是一个层次。钱可能研究了对美国空气动力学家有用的理论问题，但他从未彻底改变或创建自己的领域。如果钱于1955年去世并且从未去过中国，他的一生就不会值得一部一流的传记。”
张纯如引用了她采访的一些行家的评述，比如：“钱学森的朋友、普林斯顿大学前航空学教授马丁·萨默菲尔德（Martin Summerfield）表示："他的视野远不如冯·卡门、爱因斯坦、特勒或任何其他伟人那样远。他的视野与他们不同。他会执行他们的计算，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，但不是策划者。我认为他带走的是这种复制能力，复制了他们已做的。’”
虽然在这些西方专家眼里，钱学森在学术上尚未达到冯·卡门等科学巨人的高度，但他回到祖国后为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无人能比的巨大贡献。作为战略科学家，他们师徒二人为各自的国家奉献了功勋卓著的一生。冯·卡门被赋予美国首届国家科学奖的殊荣，而钱学森当之无愧地获得中国迄今唯一的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荣誉称号。
此外，至少有三个中国人在冯·卡门手中拿到博士学位，他们是胡宁（1916-1997；1943年）、林家翘（1916-2013；1944年）和郭永怀（1909-1968；1945年）。与后两位同在多伦多大学跟随辛格（John Synge，1897-1995）读了硕士学位的钱伟长（1912-2010），赶在导师一年后转到美国任教前继续跟他读到博士学位，然后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，所以他并非冯·卡门严格意义上的弟子，而是手下的工程师。他和林家翘在刊登冯·卡门著名创刊词的《应用数学季刊》第一期上各自发表了一篇论文。
后来，胡宁成为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；林家翘长期任教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，成为最高级别的“学院教授”并被遴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，晚年回到清华大学担任“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”名誉主任；郭永怀1956年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系正教授的岗位上返国，近60周岁时因飞机失事殉职，1999年被国家追授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
冯·卡门为中华民族一代力学英豪的成长功不可没！写于2023年7月13日星期三美国哈蒂斯堡夏日山庄出品：科普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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